股票配资门户网站深海采矿履带过处，生物密度骤降37%！太平洋海底生物多样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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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潮天下·导读】

2022年，一台商用深海采矿原型机在太平洋东部4280米深的海底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实地测试，短短时间内采集了超过3000吨多金属结核。一支国际科研团队一直在盯着它的后果。这项由Stewart、Wiklund、Glover等学者主导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次测试前后的详尽数据，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工业级开采究竟会对深海生物造成多大冲击？该研究团队在测试前两年和测试后两个月内，对海底沉积物中的大型底栖动物进行了高密度的物种级采样。他们成功的将采矿造成的直接伤害vs自然界正常的年度波动区分开来——后者在两年间本身就存在显著变化，这也说明，基线调查必须足够长。

展开剩余95%

该研究显示，数据不会撒谎——在采矿车履带直接碾压过的区域，动物密度下降了37%，物种丰富度减少了32%，且群落结构的差异性显著增大，意味着原本稳定的生态网络被打散。有趣的是，如果用不依赖样本量的累积曲线来衡量，多样性指数似乎没有剧烈崩塌，但这更多是统计方法的差异，无法掩盖物种数量实打实减少的事实。而在未直接受履带破坏、仅受到采矿扬起的沉积物羽流影响的区域，动物总数虽未明显下降，但优势物种的构成发生了改变，某些耐受力强的种类开始占据主导，导致整体生物多样性质量下滑。为助力全球环境治理、并供我国学者了解最新深海研究动态，编译分享信息如下，供感兴趣的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读者们参阅。

▲上图：在太平洋进行的深海试验中，The Metals Company (TMC) 在2022年11月收集的多金属结核。图源：TMC

本文约10100字，阅读约20分钟

整理 | 海潮天下

随着全球对电池金属等关键矿产需求的激增，各国纷纷将目光投向深海。为了评估未来采矿可能带来的环境后果，一个研究团队在墨西哥与夏威夷之间的克拉里恩-克利珀顿区（CCZ）进行了为期五年的实地考察。他们的研究成果于2025年底发表在了《自然-生态与进化》期刊上，揭示了太平洋深处一个此前几乎无人知晓的生物世界。

克拉里恩-克利珀顿区的海底位于水下约4000米，是一个极度贫瘠的环境。由于阳光无法抵达，这里的食物来源异常稀缺，海底沉积层的堆积速度极慢，每年仅增加约千分之一毫米。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生命的密度远低于近海海域。研究人员对比发现，在北海采集的一个典型沉积物样本中通常含有约2万只动物，而在太平洋同等深度的样本中，虽然物种数量相当，但动物个体总数往往只有200只左右。

▲上图：该图是东太平洋克拉里昂 - 克利珀顿区（CCZ）NORI-D勘探合同区域内的研究采样概况：面板a为研究区域地图，插图标示了CCZ及NORI-D的具体位置（星号处），彩色方框与散点代表了四次科考航次中的箱式取样站点（因羽流样本采集点彼此邻近，图上合并显示为单一点位），并注明2020年11月采样的永久参照区（PRZ）位于主采样区东北方向120公里处；面板b汇总了各地点及各时间点的采样数据，数值分别表示箱式样本数量与大型底栖生物个体总数；面板c至e呈现了不同影响程度的海底实景照片，依次包括未受干扰的海底（c）、采矿轨迹（d）以及受羽流影响的区域（e）。相关海底照片由英国国家海洋学中心的Daniel Jones拍摄。论文出处：Stewart, E.C.D., Wiklund, H., Neal, L. et al.(2025)

在总计160天的海上作业中，科学家采集、并分析了4350个长度超过0.3毫米的生物标本，从中鉴定出788个物种，包括海毛虫、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绝大多数物种在科学界此前从未有过记录。由于这些深海生物形态特殊且多为首次发现，研究团队必须依靠分子DNA技术来辅助鉴定和分类。

除了物种普查，这项研究的另一个核心任务是监测工业化采矿测试对生态系统的冲击。

他们的观测数据表明，采矿设备经过的路径上，生物总量减少了37%，物种多样性也随之下降了32%。虽然局部损伤明显，但研究人员指出，整体环境受损的程度比最初预想的要稍微轻一些。不过，这种破坏是否具有可逆性，目前还缺乏长期的数据支持。

目前学术界最担心的问题在于，人类对这些深海物种的分布范围知之甚少。尽管国际海底管理局已将该区域30%的面积设为保护区，但由于缺乏对这些保护区内生物结构的实地研究，科学家无法判断保护区是否真的能起到避难所的作用。如果某些特定物种只分布在含有金属结核的矿区，那么未来的商业开采很可能会导致这些生物在被正式命名之前就面临灭绝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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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无关）▲上图：这幅图来自TMC的官网，展示了位于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珀顿断裂带（CCZ）的深海多金属结核勘探布局，重点对比了由瑙鲁担保的NORI项目与汤加担保的TOML项目。左侧地图中，可以清晰标示出两大项目的具体区块（黄色为NORI，浅蓝为TOML）与周边13个“特别环境利益区”（APEI）的空间交错关系，体现了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存的规划思路；右侧数据表则详细列明两者在勘探面积（均约7.4万平方公里）、推断资源量（NORI为8.66亿吨，略高于TOML的7.56亿吨）及锰、镍、铜、钴等关键金属品位上的高度相似性，直观呈现了这两个全球领先深海采矿项目在资源规模与地质特征上的核心参数，为评估其商业潜力及环境影响提供了基础依据。图源：TMC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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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履带划过之后，揭秘太平洋底3000吨结核被采走后的真实生物代价

这项研究聚焦于东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CCZ）东南部的NORI-D勘探合同区。该区域水深介于2959~4602米，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2022年10月，瑙鲁海洋资源公司（NORI）联合AllSeas公司在此曾开展了一次多金属结核采集车原型机实地试验。采集器在2×4公里的测试场内作业，行进轨迹长约80公里，并用立管系统采集了逾3000吨结核。

▲上图：TMC在2022年的这次深海采矿实验简介。《2024年深海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科技发展报告》，by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与装备专委会，2024年4月（海潮天下小编注：上图并非来源于这篇论文）

为准确评估采矿活动的环境影响，并将其与自然时空变异区分开来，该研究团队采用了“非对称前后对照-影响”（BACI）实验设计。

他们在受扰区附近设置了四个空间条件相似的对照站点（FFE、FFW、NFE和永久参照区PRZ），以及一个直接受影响的核心站点（CTA）。采样分四个航次完成，跨度两年：分别在采矿前的2020年11月、2021年5月、2022年9月，以及试验结束两个月后的2022年12月进行。

采矿结束后，CTA站点的样本被细分为两类：一是直接取自采矿车履带痕迹内的“轨迹”样本，二是距离轨迹400米处的“羽流”样本。尽管目前尚无确切数据表明羽流造成的沉积物覆盖厚度，但英国国家海洋学中心的水下机器人影像清晰显示，距轨迹400米处的海底和结核表面已覆盖一层明显沉积物，证实该区域确受羽流影响。

样本采集主要使用USNEL铲式箱式取样器。为确保精准采集到采矿车履带痕迹内的沉积物，“轨迹”样本的投放由遥控潜水器（ROV）视觉引导。样本回收后，研究人员先去除上层海水，将表层可见生物单独固定；随后清洗结核，保留附着的沉积物，并将沉积物按0~2厘米、2~5厘米和5~10厘米分层切割。所有样本均经过了300微米筛网的筛选，大型底栖动物在船上实验室被逐一挑选、鉴定、拍照，并保存于乙醇中，用于后续形态学和DNA分析。

共计80个箱式样本接受了全面定量评估。所有样本首先送至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在体视显微镜下分拣。为减少人为误差，约10%的样本由不同专家重新分拣复核。分类鉴定环节颇具挑战：由于CCZ海域约90%的物种尚未被科学描述，且缺乏现成野外指南，团队采取了形态学与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方法。每个个体都被归类为最低可操作分类单元（OTU），即本研究中定义的“物种”，并利用DNA条形码技术对代表性样本进行基因测序以辅助鉴定。值得注意的是，依附于结核生活的固着生物（如部分海绵、苔藓虫等）虽被分拣，但未纳入本次针对沉积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统计分析。

在数据分析阶段，研究人员严格界定了大型底栖动物范畴（即保留在300微米筛网上的后生动物，排除传统小型底栖动物及浮游混杂物/非目标浮游生物），并将所有沉积层数据汇总分析。统计工作基于R语言平台，并做了方差分析检验站点与时间对生物丰度及多样性的交互影响。针对深海群落的高变异性，研究计算了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如Gini-Simpson指数），还构建了稀疏化曲线和优势度曲线，以消除样本量差异带来的偏差。此外，团队利用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nMDS）和PERMANOVA方法量化了群落结构的时空变化，并做了指示物种分析，识别出那些与特定站点或时间段显著相关的分类群，从而揭示采矿扰动对深海生态系统的具体冲击模式。

（图文无关）▲上图：CCZ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多金属结核富集区之一，其潜在的经济价值以万亿美元计。据国际海底管理局（ISA）的评估，CCZ的结核中蕴含的金属足以满足全球数十年的需求。上图是一块来自CCZ的5500米深的海底的多金属结核。©Linda Wong 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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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履带过处，生机骤减37%

在长达两年的四次航次中，研究团队从80个箱式沉积物样本里分拣出4350只大型底栖动物，其中3826只被鉴定为788个物种。这片深海海底的生命形式远比预想丰富，却也暴露出惊人的脆弱性。多毛类环节动物是这里的绝对主力，占总数量的44.5%，甲壳动物紧随其后占37.5%，软体动物占13.7%，海胆、纽虫等其他类群数量稀少，占比不足4%。整个区域的大型底栖动物平均密度约为每平方米217只。

结果显示，采矿车履带留下的痕迹，直接导致了生命密度的断崖式下跌。

▲上图：NORI-D区域大型底栖动物Alpha多样性的时空变化对比。a–c部分展示了各站点在不同采样时期的物种丰富度（a）、Gini-Simpson多样性指数（b）和Simpson均匀度（c），其中方块代表均值，误差棒表示标准差，圆点为独立样本数据；d和e部分分别为基于个体数量（d）和箱式采样数量（e）的稀疏化曲线，实线为观测值，虚线为外推预测值，阴影区域表示95%置信区间，用于评估采样充分性及群落多样性潜力；f部分为k-优势度曲线，直观呈现了采矿后（2022年12月）履带痕迹、羽流区、对照站点与采矿前受扰区的物种优势分布差异。数据显示，采矿履带痕迹内的物种丰富度较采矿前显著下降32%，且群落均匀度异常升高，反映出敏感物种丧失后的结构简化；而羽流区虽物种数量未减，但优势度曲线表明其由少数常见种主导，多样性实质降低。论文出处：Stewart, E.C.D., Wiklund, H., Neal, L. et al.(2025)

▲上图：NORI-D区域沉积物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组成的时空对比分析。a部分为非度量多维尺度（nMDS）排序图，基于箱式采样数据的Bray-Curtis相异性矩阵绘制，直观展示各站点群落结构的相似性与差异；b部分为主坐标分析（PCoA）图，用于可视化群落离散度的多元同质性，其中大点代表组质心，小点代表独立样本，颜色区分站点，形状代表采样时期；c部分为箱线图，量化了各站点群落样本到其组质心的中位距离，以此衡量群落内部变异程度（箱体表示四分位距，须线表示上下四分位，星号标记离群值）。结果显示，采矿履带痕迹（track）内的样本点在排序图中分布极为分散，且其到质心的距离显著大于其他所有站点及时期，表明采矿扰动导致该区域生物群落结构发生了剧烈重组，空间异质性大幅增加，生态系统稳定性受到严重破坏。论文出处：Stewart, E.C.D., Wiklund, H., Neal, L. et al.(2025)

▲上图：NORI-D区域不同采样站点及时间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分类群相对丰度。图中单元格表示各分类群在所有采样站点的平方根转换相对丰度；左侧符号标示了经指示物种分析鉴定出的、与特定站点或采样时段呈显著关联的分类群。论文出处：Stewart, E.C.D., Wiklund, H., Neal, L. et al.(2025)

数据记录显示，在2020年11月~2022年9月的采矿前阶段，包括受扰区在内的所有站点，生物密度都经历了一次自然的季节性下滑，这很可能与深海食物供应受厄尔尼诺 - 南方涛动影响有关。排除这种自然波动后，采矿带来的冲击依然清晰可辨。就在试验前一个月，受扰区与对照站点的生物密度并无二致；然而试验结束两个月后，履带痕迹内的生物密度骤降37%。同期的对照站点密度则保持相对稳定。这一反差说明，沉积物被翻动、结核被移走造成的物理破坏，直接导致该区域近四成的大型底栖动物消失。相比之下，距离轨迹400米的“羽流”覆盖区，生物密度虽未出现剧烈下降，但也未能表现出与对照站点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显示沉积物覆盖对密度的直接影响远小于物理碾压。

若将视线从数量转向物种多样性，情况显得更为复杂。整个NORI-D合同区预计分布有超过1100种大型底栖动物，目前的采样甚至还未触及多样性的上限。采矿后的轨迹区域内，单位面积的物种数量比之前减少了32%。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物种变少了，剩余物种的分布却变得更加“均匀”。这并非生态健康的信号，往往意味着原本占优势的敏感物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耐受性较强的广布种，群落结构因此变得单一。统计检验进一步证实，轨迹区域内的多样性波动显著增加，有的地方残留少量生物，有的地方几近“死地”，这种空间上的极度不均匀，正是生态系统遭受重创的典型特征。

羽流区的多样性变化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虽说物种丰富度没有显著下降，但在基于个体数量的估算中，其多样性指数低于其他所有站点。优势度曲线显示，羽流区由少数几种常见物种主导的趋势更加明显。这暗示沉积物覆盖或许没有直接杀死大量动物，却改变了微生境、使得依赖特定表面结构的稀有物种难以立足，从而拉低了群落的整体多样性。

深入观察群落结构，深海采矿并未导致某一类动物彻底灭绝，各大门类的相对比例在各站点间大致相似，但具体的科属组成已发生微妙偏移。履带痕迹内，原本常见的缨鳃虫科、沙蚕科等比例下降，小头虫科等类群比例上升。指示物种分析未能找到某种专门“指示”采矿轨迹的特有物种，侧面反映出轨迹内的环境破坏过于剧烈，没有任何生物能将其视为特定栖息地。相反，在羽流区，海胆和小头虫科多毛类显著富集，成为该区域的指示生物，这可能意味着它们对沉积物覆盖具有一定耐受性，或能利用沉降后的有机碎屑快速繁殖。

▲上图：采样站点与时间之间共享物种的维恩图。(a)展示了CTA冲击前（2022年9月，C7A）与冲击后采矿轨迹及羽流站点之间的物种比较；(b)展示了合并所有采样时间后，CTA、FFW和NFE站点之间的物种比较。论文出处：Stewart, E.C.D., Wiklund, H., Neal, L. et al.(2025)

作者团队还指出，物种独特性的损失同样不容忽视。履带痕迹内发现的物种中，13.4%是该区域独有的，未在其他站点出现。这些特有物种的消失，意味着深海基因库中一部分独特的遗传信息可能因采矿活动而永久断裂。这次原型机试验虽规模有限，却留下了清晰的生态足迹：直接的物理破坏导致生物密度锐减和群落结构剧烈重组，而看似温和的沉积物羽流，也在悄然重塑物种的多样性构成与优势种群。对于这片拥有极高未知物种比例的深海平原，此类扰动的影响或许远比眼下观测到的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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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深海采矿行业正站在一个关键路口——从勘探走向商业开采。要跨过这道门槛，必须直面一个核心问题——巨大的采矿机器在海底作业时，究竟会对那里的生命造成多大伤害？这项研究依据一次真实的工业级测试，试图在复杂的自然背景噪音中，剥离出采矿行为的直接后果。

最直观的发现发生在采矿车履带碾压过的区域。测试结束后的短时间内，这些轨迹内的底栖大型动物密度骤降了37%。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绝大多数深海小型生物都生活在沉积物表层2厘米以内，而采矿机正是对这一层进行搅动、来收集结核。相比之下，未受干扰的对照区动物数量要么持平，要么还有所增加。这一结果与过去几十年间几次小规模人为干扰实验的数据高度吻合，证实了物理扰动对表层生物的打击是普遍规律。

关于采矿扬起的沉积物羽流是否会造成毒害，科学界曾有许多推测，认为高浓度的金属颗粒可能会堵塞生物的鳃或导致中毒。但在这次为期两个月的观测中，研究人员并未发现羽流覆盖区的动物总数有明显下降。不过，这并不代表生态无恙。数据显示，虽然物种数量没变，但群落结构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原本均衡的物种分布被打破，某些耐受力强的类群（如多毛纲中的Orbiniidae科）开始占据优势，而敏感物种的比例相对下降。这种“优势种更替”的现象，类似于浑浊水流冲击后的生态响应，意味着生物多样性虽未“量减”，却在“质”上打了折扣。至于这是源于弱势物种的死亡，还是强势物种的趁机扩张，目前的短期数据还无法定论，需要更长时间的跟踪才能看清生态演替的全貌。

这项研究的一个巨大价值，在于它揭示了“自然波动”的干扰有多大。在长达22个月的监测期内，即便没有采矿，海底动物的数量也随着气候指数（如ENSO）的变化而剧烈起伏。食物供应的多少直接决定了海底生命的繁荣程度。如果缺乏这种长周期的基线数据，我们很容易将自然的季节性涨落误判为采矿的影响，或者反过来，忽略了采矿在长期气候压力下的叠加效应。这也提醒未来的环境评估：只测一次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跨越数年的动态基准。

在多样性方面，情况更为复杂。直观上看，采矿轨迹内的物种丰富度确实下降了，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动物总数少了，样本里能抓到的种类自然就少。有趣的是，如果使用不依赖样本量的统计方法，多样性似乎没有显著降低。但这很可能是一个统计陷阱：深海海底极其复杂多样，现有的采样量远远不足以捕捉到该区域真实的物种全貌。估算显示，要让数据曲线趋于稳定，可能需要采集超过15000个个体或400个箱式取样芯，这远超本次研究的规模。因此，研究人员指出，不能轻易断定采矿区的生物多样性真的“没事”。参考七年前DISCOL实验的结果，即使在扰动停止七年后，多毛类动物的多样性仍未恢复，且均匀度持续偏低。考虑到结核移除造成的物理破坏可能持续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所以有理由推测，商业开采可能会导致矿区物种多样性发生长期的、不可逆的衰退。

此外，该研究还观察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采矿轨迹内的群落结构变异性显著增加。这意味着原本稳定的生态系统被打散了，物种分布变得杂乱无章，竞争关系和空间聚集模式都被重塑。这种混乱状态在受干扰生态系统中很常见，表明系统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动荡期。由于深海生物的补充主要依靠成体或幼体的侧向迁移，而非广泛的幼虫扩散，这种破碎化的生境可能会让恢复过程变得异常缓慢，形成一个个处于不同演替阶段的“生态补丁”。

研究团队指出，这次大规模的工业测试用详实的数据证明了，深海采矿会直接抹去履带下的生命，并通过改变沉积物环境引发群落结构的深层重组。在自然气候波动和人为扰动的双重夹击下，这片黑暗海底的恢复之路可能比我们之前想象的更加漫长、也更为艰难。这也为未来的监管划定了一条红线：任何环境影响评估都必须包含长周期的时间序列数据，并且必须坚持精细到物种水平的分类学研究。否则，人类根本无法看清这片深海正在失去什么，也无法预测它能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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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金属结核是指在海底深处发现的、含有锰、铁、铜、镍等多种金属的矿物结块。图源：TMC

感兴趣的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读者可以参看该研究的全文：

Eva C. D. Stewart, Helena Wiklund, Lenka Neal, Guadalupe Bribiesca-Contreras, Regan Drennan, Corie M. B. Boolukos, Lucas D. King, Muriel Rabone, Georgina Valls Domedel, Amanda Serpell-Stevens, Maria B. Arias, Thomas G. Dahlgren, Tammy Horton, Adrian G. Glover. Impacts of an industrial deep-sea mining trial on macrofaunal biodiversity. Nature Ecology, 2025; DOI: 10.1038/s41559-025-02911-4

NORI-D

瑙鲁大洋资源公司（Nauru Ocean Resources Inc.，简称NORI），它是加拿大The Metals Company（TMC）的子公司。NORI-D是该公司在CCZ区域内持有的四个勘探合同区之一（其他为NORI-A, B, C）。该区域属于国际海底区域（The Area），其资源开发权由国际海底管理局（ISA）授予瑙鲁政府担保的NORI公司进行勘探。自2011年ISA向NORI颁发勘探合同以来，该公司便与瑙鲁政府及多家顶尖科研机构合作，在NORI-D区域开展了一系列从海底到海面的综合研究。

NORI-D区域位于太平洋东北部的克拉里昂-克利珀顿断裂带（Clarion-Clipperton Zone, 简称CCZ）。这是一个介于夏威夷和墨西哥之间的广阔深海平原，水深约4000~4500米。该区域是地球上已知最大的多金属结核富集区之一。这些结核富含镍、铜、钴和锰等关键金属，通常呈土豆大小，散落在深海沉积物表面。

尽管环境极端（高压、无光、低温），NORI-D区域的生态系统独特且脆弱。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高，据估计超过90%的物种可能是科学界尚未描述的新物种。大型底栖动物（如海参、海星、多毛类蠕虫等）高度依赖海底的多金属结核作为附着基质、庇护所或觅食场所，形成了独特的“结核依赖型”群落。

图源：TMC / ISA (accessed 26/3/2022). APEI

TMC公司的一份材料显示：过去十几年间，NORI完成了22次海上科考航次。科学家们收集了包括气象、海洋物理、生物多样性、深海食物网、生态系统功能、地球化学及营养循环在内的大量数据。这一切都是为了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工业级开采究竟会对这片原始深海产生多大影响？2022年，NORI进行了一次试点集矿系统测试，这是人类首次在真实工业尺度下尝试采集多金属结核。测试结束后，团队立即展开了密集的环境监测，对比采矿前后的生态变化，以评估扰动程度和恢复潜力。

TMC公司

The Metals Company（简称TMC）是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深海采矿企业，也是目前全球该领域最受关注、进展最快的上市公司之一（纳斯达克代码：TMC）。这家公司的核心目标很明确：从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CCZ）的深海海底采集多金属结核。这些像土豆一样的黑色石块富含镍、钴、铜和锰，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关键原材料。TMC的逻辑是，“相比陆地采矿，深海结核品位更高、开采过程无需爆破或剥离表土，理论上碳足迹更低，且能减少对陆地生态和人文社会的冲击”。

TMC的前身是DeepGreen Metals，2019年借壳上市后，改为现名。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杰拉德·巴伦（Gerard Barron）是行业的激进推动者。为了推进商业化，TMC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它持有瑙鲁共和国担保国的勘探合同，试图推动国际海底管理局（ISA）完善采矿法规；另一方面，面对国际规则制定的缓慢，TMC又在2025年转向了美国，依据美国《深海海底硬矿产资源法》直接向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申请在国际水域的采矿许可（之前股票在纳斯达克跌破1美元；现在乘特朗普政策东风之势，股票大涨）。这一举动极具争议，被视为对现有国际海洋法体系的挑战，但也显示了其急于在2027年实现商业投产的雄心。

▲上图：2022年NORI-D项目。图源：TMC公司

思考题·举一而反三

【思考】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是Eva C. D. Stewart，通讯作者包括Adrian G. Glover和Tammy Horton等知名深海生态学家，他们来自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英国国家海洋学中心、瑞典哥德堡大学等机构。很有意思的是，这种“企业出资、独立科研”的模式是目前深海采矿环境评估的主流做法，旨在确保数据既符合监管合规要求，又具备科学公信力。照例，举一而反三，我们来思考几个小问题（没标准答案，仅供激发好奇、启发思考）。

Q1: 这项研究似乎是由急于在2027年投产的TMC公司资助并主导现场作业，尽管有公共基金（NERC）参与个别分析，但这是否构成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结构性利益冲突？（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这项研究拿出的结果是支持“审慎”态度的）。

Q2：研究数据显示，尽管物种丰富度在受扰区未出现断崖式下跌，但群落结构发生了显著的“优势种更替”（Shift in Dominance），且β多样性剧增，表明敏感的特有种正被广布种的机会主义者取代。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标（如香农指数或物种数量）在评估深海采矿风险时存在严重的“指示盲区”呢？当生态系统从“高特异性、低冗余’的原始状态退化为“低特异性、高同质化”的次生状态时，这种看似“活着”的群落是否已经丧失了关键的生态系统功能（如碳埋藏效率、营养循环速率）？

Q3：目前国际海底管理局（ISA）监管框架的核心基石是“预防原则”，即在科学不确定性存在时避免严重损害。深海生态系统的恢复时间尺度（数百年至数千年）远超人类商业计划甚至监管机构的存续期。这就产生了一个认识论上的死结：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窗口”（如目前的5年试验期）内，借助可观察的数据去实证性地证伪一个需要千年才能验证的“不可逆损害”假设？

Q4：这几年笔者一直在跟进国际海底管理局（ISA）的动态，脑子里面老是冒出一个老话“秀才遇到兵”。ISA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授权的唯一监管机构，其权力基础建立在“协商一致”的多边外交+长达十年的科学评估程序之上，这本质上是一套“秀才”逻辑——依赖规则、程序与共识，讲道理。但，面对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令，试图授权美国企业在未获ISA许可的情况下直接在公海进行“先行先试”的采矿活动（有点“兵痞”的逻辑，实力至上、结果导向、无视程序），那么问题来了：ISA是否正陷入“合法性黑洞”？若超级大国选择“退群”或“绕道”，将国际法视为可选项而非必选项，那么ISA是应坚持程序正义而沦为被边缘化的“纸老虎”，还是被迫在“既成事实”面前妥协，进而彻底瓦解其赖以生存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CHM）原则？“规则制定者”遇到“规则破坏者”，深海治理会不会真的从“法治时代”倒退至“丛林法则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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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源 | Stewart, E.C.D., Wiklund, H., Neal, L. et al.(2025)

文 | 王芊佳

编辑 | 海潮君

排版 | 卢晓雨

时间 | 2026年3月8日

本文参考资料

https://https://metals.co/nori/

https://www.isa.org.jm/wp-content/uploads/2024/03/2405417C.pdf

https://metals.co/wp-content/uploads/2023/03/Annex-1-Terms-of-Reference-for-NORI-D-S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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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ining-technology.com/projects/nori-d-polymetallic-nodule-proje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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